“大众语”是1934年才出现的概念，它的存在时间很短，仅仅是在这年的五月
至八月期间热闹了一阵子，算上那些零星的讨论，前后也不过一两年。在急风暴雨般
的讨论过程中，大量的急就章出现，可以说，在一个统一的“大众语”概念尚未成形
的时候，“大众语”的讨论就基本上结束了。以至于在“大众语”的旗帜下，汇聚了
太多不同的声音。黎锦熙先生因此而对“大众语”心存疑惑。他认为，“‘大众语’这
个名词，……简直不知道它和‘国语’或‘白话’有甚么异同！”并指出，既便承认
它与“国语”或“白话”不同，那它也是一个充满歧见的概念，至少可以做三种理解：
一、“‘大众语’是所谓‘无产阶级’的语言”；二、“‘大众语’是各式各样的方言”；
三、“‘大众语’是交通发达、往来密切、自然混合、南腔北调的普通话”。
③
这样的描
述大致与史实相符。若依此三方面来定义的话，瞿秋白所谓的“现代中国普通话”完
全契合“大众语”之意，只不过他没有明确使用“大众语”这一概念而已。然而，茅
盾早就指出，“现代中国普通话”其实并不存在。这难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究竟
有没有大众语？
①
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31页。
②
转引自朱晓进：《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30页。
③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18页。106
6.2.1大众语：“政治——语言”乌托邦
“大众语”应该是文艺大众化运动自然推进过程中合乎逻辑的内在要求，但它的
出现还有显在的原因。直接引发“大众语”大讨论的是汪懋祖、许梦因等人发起的“文
言复兴运动”，亦称为“中小学文言运动”。汪懋祖于1934年5月在《时代公论》周
刊第110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主张学校恢复文言教育，提倡中小学
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并对湖广军阀何健、陈济棠的尊孔读经大加赞扬。这
种“不识时务”的论调随即遭到了来自陈望道、陈子展、胡愈之、陶行知、鲁迅等文
化教育界人士的严厉批评。由于白话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这股复兴文言的逆流很快被
打压，但讨论并没有因此打住。受文艺大众化的语言变革的整体“氛围”的影响，加
上“文言复兴运动”对白话的“批评”，人们对五四以来的白话的缺点也有了更为明
确的认识，补救白话之失的“大众语”进而被想象出来，论争马上又转向了“大众语”
的讨论。于是，一个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进化”图景逐渐清晰起来。
首先提出“大众语”的是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进化”图景也为他所
设计。他把大众语想象为对白话的进一步“优化”：“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
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优”
在何处？陈子展的区分是：白话“只是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东西”，“还不是大众的语
言”，而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正如文言、白话分
别为不同阶级的语言一样，大众语也带有阶级属性。为此他不惜又“想象”了一个大
众群体：“这里所谓大众，固然不妨广泛的说是国民的全体，可是主要的分子还是占
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
等。”无疑，他的“大众”就是无产阶级，大众语就是无产阶级的语言。但“无产”
不能等同于“无知”，鲁迅就说：“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
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知识，要新的知识，要学习，能摄取的。”
①
所
以大众语文学尽可不必一味“迎合大众”，“一方面要适合大众用的语言文字，一方面
还得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倘若语言文字上有欧化的必要不妨欧化”，“有采用文言
字汇的必要不妨采用”。
②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大众语”与通行的白话究竟
①
鲁迅：《门外文谈》，《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63页。
②
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37
页。107
有何区别？也许只存在“阶级”的区别：白话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大众语是无产阶级“大众”的。
除了在“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之后添了个“写得顺手”而有所不同之外，
陈望道对大众语文的认识并没有超出陈子展的视域。胡愈之、陶行知等人同样如此。
前者认为自己和陈子展“不完全一致”的观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大众语’应该解
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二是“‘大众语文’一定是接近口语的”；三是“中国
语言最后成为大家用的最理想的工具，必须废弃象形字，而成为拼音字”。
①
也许他自
己也觉得这与二陈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所以才说是“不完全一致”。事实上，“代表
大众意识的语言”也只是比“大众的语言”在表达上更显抽象罢了。后者则又向前推
进了一步。他认为，“大众语文适合大众的程度、需要和意识时，在大众本身起的反
应是高兴”，因此，他将大众语解释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
言文字”。
②
虽然各人的表述各有侧重，但必须承认，他们都统一于一个基本原则：大
众语是“大众”这一特定群体的语言，它必须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需，为大众所用。
换言之，大众语与文言、白话的区分仍然以“阶级性”为依据。陈望道在《关于大众
语文学的建设》中曾经将这几种言语的“阶级性”绘成图表，指出五四前后的文言、
白话之争是“贵族语和市民语的论战”，而“市民语”又包括“教士语（语录体）”和
“大众语（在宋代如评话上的用语）”两种，
③
即知识分子用语和一般民众的语言。提
倡大众语也就意味着向代表知识阶层的“教士语”开战。
他们保有这种大致统一的文言、白话、大众语的“阶级论”并不意外，因为这些
大众语讨论的主要发起者事先就已经达成了默契。据陈望道后来的回忆，采用“大众
语”这个新名词来反对“文言复兴运动”是他与陈子展、乐嗣炳等人磋商后的意见，
《申报·自由谈》一开始出现的大众语讨论的文章也是经过他们两次聚会议定的结果，
主要撰述人如胡愈之、叶圣陶、夏丏尊、傅东华、王任叔、陶行知等均为他们所约集。
④
不过，由于大众语酝酿未久，各家的思想也难以真正“统一”，除了一个虚设的大众
语旗号和相似的“阶级论”倾向之外，这场提倡大众语的统一行动并没有在“大众语”
问题上达成共识。虽然短时间内见诸报端的讨论文章多达几百篇，但不无遗憾的是，
①
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44页。
②
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申报·自由谈》，1934年7月4日。
③
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的建设》《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39页。
④
参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408页。108
这些论文大多概念泛化、主题模糊。以至于直到最后，诸如“大众”、“大众语”、“大
众意识”等基本概念的内涵都不甚了了。由于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关于大众
语的讨论也就成了无主题变奏：有些人在论证大众语与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些人借机
探讨民众教育的可行性问题，有些人在倡导大众语的欧化，另有一些人则在讨论大众
语是由大众自身创造，还是由知识分子帮助完成。场面看似热闹，实质上只是众声喧
哗，所有的声音一齐湮没无闻。于是有人惊呼：“现在问题已经被弄得一塌糊涂了。”
①
而一些大众语运动的边缘人则甚至对大众语本身产生怀疑，主张“先把‘大众语’
这个美名，完全放弃，我们来干统一语文的工作。”
②
怀疑是应该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大众语”概念。并不
是因为大众失语，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言说的主体——大众。在大众语运动的历史
语境中，尤其是在确认了左翼知识分子主导大众语运动这一事实之后，给大众贴上无
产阶级的标签似乎也无可争议。而无论是在1942年毛泽东的经典表述中，还是在陈
子展的定义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被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的。知识分子似乎成了大
众的对立面，至少在语言上是这样。曹聚仁当时在《社会月报》发出的一封征求大众
语运动的意见的信中，提出了五个问题，其中第三个就是：“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
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
工具？”
③
这显然是把知识分子和大众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并分别置于语言的两端。
而在文艺都必须“大众化”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站在大众的对立面，
他们也应该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人”。只不过，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成为“大众中的一
个人”？
单就语言来看，知识分子完全与一般民众保持一致是不现实的，大众内部也不可
避免地存在语言上的差异。知识分子即便成为“大众”中的一员，也应该是其中“特
殊”的一员。鲁迅批评了那些打着“大众”旗号的“猛将”：“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
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
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
鲁迅的态度是辩证的：既不能“看轻了大众”，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而“迎合大
众”。他仍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但他同样“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
①
王刚：《关于大众语论战的一个启事》，《中华日报》，1934年7月22日。
②
莫衰：《“电影大众语”检讨声中之三面观》，《申报·自由谈》，1934年7月31日。
③
曹聚仁：《曹聚仁征求意见的原信》，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页。法更必须拉丁化”，他所不能认同的是大众语文“越俗，就越好”，
①
也决不认同那种
刻意模仿大众的语言而自以为成了“大众”一员的知识分子的做法，他甚至不无尖刻
地讽刺道：“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
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②
其实，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鲁迅并不曾划出
截然的鸿沟（虽然他也承认存在区别），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但他
同时更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
当作自己的喽罗。”这样一来，大众语文的建设自然也就不应该迎合和迁就大众，知
识分子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应该为大众代言，引导大众“向前”，而不应
该“倒尽了拖住的任务”。
③
鲁迅是清醒的，但他的声音太微弱。在一片“向大众学习”的叫嚷声中，“猛将”
们自觉地缴了自己的械。他们急切地用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将白话与文言一起
抛弃。可大众语在哪呢？一阵争吵过后，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就悄无
声息地退场。这并不意外：最有发言权的“大众”从来都保持沉默，自以为在“大众”
之外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靠想象来建立他们的大众语印象。而当他们始终把它当作“他
者的语言”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真正接近大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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