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茅盾关于大众文艺的论争，是由对五四白话的不同态度引发的。这次交
锋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使文学语言的论争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中心话题，文艺大众
化运动也由此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李欧梵之所以认为文艺大众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瞿秋白挑起了这场文学语言的论战，这从李氏“争论限于语言”的判断亦可看出。虽
然瞿秋白对五四白话持否定态度，但他的文艺大众化策略却完全受益于五四，在很多
细节上甚至都带有五四的痕迹。比如，他将文艺大众化视为再来一次的“文学革命”，
为与五四白话文学革命相区分而把它命名为“俗话文学革命”；与胡适、周作人认为
语言文字变革是文学革命的第一阶段、思想革命是更为重要的第二阶段一样，瞿秋白
也认为：“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来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
决问题”
③
；而最清晰的痕迹是，瞿秋白的语言革命仍然在文白之争的模式下进行，
而且还沿用了胡适关于文言、白话之“死”、“活”的判断，只不过瞿秋白把五四白话
称为“新文言”，他所谓的“死的言语”是指“旧小说的白话”（当然也应该包括五四
白话，不过他更偏激地认为五四白话“根本就没有活过”），而“活的语言”就是比五
①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页。
②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1
页。
③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102
四白话还要“白”的“现代中国普通话”。
①
最能体现瞿秋白文艺大众化观点的整体思路的，当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
题》。这篇看似内容驳杂的论文，其实只有一个中心论题，即：“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
变成民众的问题”。不过，这一论题本身即包含有难解的内容：什么是新式白话？瞿
秋白的解释是从否定“旧白话”开始的。他认为，文言文学应该而且确实已经被打倒，
但现在的白话文学同样在打倒之列！因为它们还不是“大众”的文学，按他的理解，
现在的白话文学是“非大众的普洛文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
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文
艺界“不但有阶级的对立，并且还有等级的对立”，“中国人的文艺生活显然划分着两
个等级，中间隔着一堵万里长城，无论如何都不相混杂的。第一个等级是‘五四式’
的白话文学和诗古文词——学士大夫和欧化青年的文艺生活。第二个等级是章回体的
白话文学——市侩小百姓的文艺生活。”五四式的白话文学只能为欧化青年服务，而
章回体的白话文学又受着“封建余孽”的影响，所以都不是大众文艺。要消除这两种
白话文学的恶劣影响，就应该用一种新式白话来取代之。这种新式白话直接来源于大
众，来源于“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在那里，数以万计的无产阶级“正在天
天创造普通话”。因而“普洛大众文艺”的作家就必须“向群众去学习”，“必须打进
大众的文艺生活之中去——跳过那一堵万里长城，跑到群众里面去。”瞿秋白分别用
了“俗话”、“口头上的话”、“现代的中国普通话”等几个名词来指称这种新式白话，
虽然他也承认“书面上的话（文字）和口头上的话（言语）之间，在欧美先进各国，
也都有相当的区别”，但他却把它简单地处理成一种“紧凑”与“散漫”之别，认为
“‘书面上的话’都只是紧凑些的‘口头上的话’”，所以“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把
自己嘴里的话写出来。这种俗话同样的有深浅，有书面的和口头的分别，——自然并
非一切的文章都等于速记的记录。”
②
事情其实很简单？如果文学创作真如瞿秋白所言“只要把自己嘴里的话写出来”
即可，那它的确很简单。果真如此，则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学家。可谁会相信呢？
至少茅盾不相信。他的“技术是主，文字是末”现在看来虽然也不见得有多大合理性，
但在当时却正好击中了瞿秋白的软肋。针对瞿秋白一味强调大众文艺的“大众”的一
①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页。
②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71～
381页。103
面，文学家出身的茅盾则提醒其注意大众文艺的“文艺”的一面：“大众文艺既是文
艺，所以在读得出听得懂的起码条件而外，还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必须能够使听者
或读者感动，这感动的力量却不在一篇作品所用的‘文字的素质’，而在借文字作媒
介所表现出来的动作，就是描写的手法。”并指出，“旧小说之所以更能接近大众，不
在‘文字本身’，——就是读得出听得懂，而在那种只用很少很扼要的几句写一个动
作，又连接许多动作来衬托出人物的悲欢愤怒的境遇，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等等描写
法。”他认为革命文艺之所以不能接近大众，不能成为“大众文学”，“新文言”——
五四白话不能“独负其罪”，“不能单把作为工具的‘文字本身’开刀了事。”言下之
意，是革命文艺的“文学性”的缺失赶跑了大众，文字倒在其次。因为在茅盾看来，
群众对语言文字的掌握本身就存在差异：对于那些“西瓜大字仅能识上一担的一般群
众”来说，无论是“旧白话”还是“新文言”，他们都读不懂；而那些“读过几年‘蒙
馆’，识上了千把个字，可是‘虚字不通’的一种特别‘文盲’”，则可以读得懂听得
懂旧小说的白话，但对于“新文言”相对隔膜；而“现在专读‘新文言’的白话小学
教科书的小学二三年生”则正好相反。
①
不过，茅盾也并不反对“文字本身”的变革，《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所要解决的
依然是大众文艺“到底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茅盾在对“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如
上海的各类工人所操语言进行实地调查后指出，“上海新兴阶级的普通话还是一种上
海白做骨子的‘南方话’。……因此，即使在一地的新兴阶级有其‘普通话’，而在全
国却没有。宋阳先生（瞿秋白）所描写得活龙活现的‘真正的现代中国话’何尝真正
存在。新兴阶级中并无此全国范围的‘中国话’！”而且大城市里的客籍工人的“南腔
北调的救急的普通话”，“只能勉强达意通话（犹之洋泾浜），不能做文艺的工具”。他
进而认为，“土话的大众文艺比之宋阳先生所谓‘真正现代中国话’的大众文艺，可
能性更大。”即土话文学是大众文学发展的方向，只是由于目前记录土话的语言符号
的问题没有解决，土话文学也就无由实现。所以他总结道：“在目前，我以为到底还
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宋阳先生所谓‘新文言’。”因为“现在通行的白话，尚
不至于象宋阳所说的那样罪孽深重无可救药；而且也不是完全读不出来听不懂。”当
然现在通行的白话还存在很多缺陷，阻碍了文艺大众化的进程。因此必须“肃清欧化
的句法，日本化的句法，以及一些抽象的不常见于口头的名词，还有文言里的形容词
①
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00～405页。104
和动词等等”。
①
这才是大众文艺的语言文字改革的正确方向。
瞿秋白对此予以坚决反击，但他显然“误读”了茅盾的意见，而且是有意的“误
读”。他把茅盾的意见概括为“艺术价值方面的问题”和“文学革命方面的问题”两
方面相当准确，但将其“技术为主”解释为茅盾只是关心“杰出的大众文艺”，据其
对“新文言”的肯定态度而理解成茅盾“认为根本没有新的文学革命的必要”，
②
则是
大错特错。诚然，文学（亦可泛指文艺）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什么是文学”
永远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均可见仁见智，但必须遵循一个最基本
的原则：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茅盾的“技术为主”所强调的就是大众文艺首先
应该是“文艺”，这里面不存在“杰出”与“一般”的区分。倒是瞿秋白认为“描写
的手法”是“杰出的作品”的专利，至于一般的大众文艺则大可不必讲“技术”，只
要读得出来听得懂即可。因而大众文艺可以是“说话”，是通信，是报告，是标语，
是口号，简言之，是一切政治的需要。这是瞿秋白与茅盾在“艺术价值方面的问题”
上的分歧，很明显，瞿秋白所谓的“艺术价值”是政治化思维生成的结果。
同样，在“文学革命方面的问题”上，瞿秋白典型的政治化思维特征也暴露无遗。
文艺大众化决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学运动，在瞿秋白的大众化理念中，“这是要来一个
新的，新兴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新兴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
这是新兴阶级来领导肃清封建意识的文化斗争，彻底执行这个民权主义的任务；中国
的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对这种文化革命的力量，他们反而在竭力维持封建意识，维持中
世纪式的文化生活，借此更加重他们的剥削，散布资产阶级意识；因此，这个文化革
命的斗争——同时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而且准备着革命转变之中的伟大的文化改革
——向着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进行。”
③
瞿秋白的思路是“五四式”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就是五四式的“文学革命”，但他的思想却是“反五四”的：就其思想革命的性质而
言，文艺大众化不是重复五四，而是颠覆五四。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
思想文化革命，因而五四式的白话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现在的文学革命
是新兴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它不仅要肃清封建意识，而且要反对“竭力维持封建意
识”的资产阶级，所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新文言”——五四白话也要扫除掉，而代
①
茅盾：《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06～409页
②
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424
页。
③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运动史料选》（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之以新兴阶级的“现代中国普通话”。说到底这是一场文艺战线的革命斗争，反对不
反对“新文言”，实质上就是要不要文学革命的政治立场问题，瞿秋白称这是一个“原
则问题”。茅盾无视“新文言”的“阶级性”，而主张目前“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
这显然不会令瞿秋白满意。虽然“止敬先生（茅盾）既然并不主张一定要保存新文言
里面的说不出来听不懂的文言成分，那么，他和我的意见并不是绝对相反的。”但瞿
秋白还是认为他与自己“有了原则上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不觉得肃清文言余孽应
当是一个群众的革命运动”，“而我以为一定要一个自觉的革命的斗争，领导群众起来
为着活人的言语而斗争。分别是在于发动一个攻击‘新文言和死白话’的运动，还是
不要。”
①
语言与意识形态，文学革命与政治斗争，就这样被瞿秋白强行扭在了一起。
难怪梁实秋几十年后对于30年代的左翼文坛论争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发现所谓普
罗文学运动，不是一种文学运动，是利用文学做武器的一种政治运动。”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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