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三次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但旨趣一致的“大
众化”讨论：第一次是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鲁迅、郭沫若、郑伯奇等人提
出“文艺大众化”的原则，并对其性质、意义有所辨析；第二次是1931至1932年，
瞿秋白、茅盾关于“现代中国普通话”的论争，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从语言、形式、
内容等方面来建设“大众文学”。这两次基本上都是“左联”内部的论争；第三次是
1934年，针对当时的“文言复兴运动”，陈子展、陈望道等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
关于大众语文学问题的讨论，内容涉及大众语的来源、大众语的实现以及大众语与文
学的关系等。第三次讨论才明确提出“大众语”的口号，但由于三次论争都有关于文
学语言“大众化”的要求，因此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大众语运动”。依据现行文学史
格局的划分，这场“大众语运动”当为“现代史”上的文艺论争，与近代无涉。不过，
在研治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演变史之时，时间（历史）意识固然重要，但有时
也不可过于拘泥。事实上，学界早已意识到了建立一种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的重要性。
①
就此而言，人为切断“大众语运动”与近代文学语言变革运动的联系就显得有悖常
理，不仅不可取，甚至可以视为是学理上的错误。抛开狭隘的文学史段落划分的成见，
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将五四白话文运动与“大众语运动”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
做法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争执，因为我们可以轻易地在二者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其
中最重要的是：文言白话之争依然是“大众语运动”的核心内容，废文言（包括“新
文言”与旧文言）、用白话（大众语）的主题还在继续。
正因为此，我把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历史延伸到了“大众语运动”。尽管“大众
语运动”真正开始于1930年，但它的理论图景在五四之后的几年就已经展现，因而
我们的讨论将从五四之后开始。在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下，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平
民文学”、“人的文学”也虚设了一个“平民”、“大众”的背景，不过他们所理解的“大
众”是由作为个体的自由、平等的“人”所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并不带有清晰的阶
①
早在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先生就一起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大约与此同时，陈
思和先生也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的学术思路。级的烙印。然而，新文学在文学革命之后的几年并没有完全按他们的设想发展，随着
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加上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
夏、恽代英、肖楚女等的引导，新文学真正开始转向“平民”、“大众”，只不过这时
候的平民、大众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模糊的“群体”：无产阶级，文学革命因此
变质，革命文学或者说无产阶级文学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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