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余波
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裘廷梁、黄遵宪、梁启超三人声名最著。借助于“崇白话
而废文言”这一口号的震撼性效果，裘廷梁戴上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之父”的冠冕。
但他其实并没有突出的白话文创作实践，就连《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这篇檄文，也是
文言写成。黄遵宪、梁启超则刚好相反，他们从未明白主张过“白话”，胡适甚至在
日记中说梁启超反对过他的白话文运动，
①
但他们却通过对“新派诗”、“新文体”、“新
小说”的提倡与创作，在实践中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推波助澜。很难说他们三人究竟
谁对白话文运动用力更深。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发展的具体情形看，白话办报以开民智、
提倡言文合一以使语言通俗和白话通俗文学理论和创作的繁荣是其最突出的三种表
现。其中裘廷梁着力于白话办报，黄遵宪首倡言文合一，而梁启超则对文体改造、小
说理论与创作功莫大焉。一般来说，白话办报虽然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大凡对晚清白
话文运动的探讨，几乎都会语及于此，但我以为，白话办报对近代的文学语言变革作
用甚微（白话文学报刊的作用下文将会论及），毕竟它只是意在开发民智，与文学无
关。尽管它可能会对原有的文言、白话话语体系造成一定冲击，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另
一种更为严重的后果，即：人们会错误地认为，办报纸、开民智须用白话，而文学语
言，则仍以文言为妙。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陈荣衮的《论报章宜用浅说》是倡导白
话的经典论文，但他的标题已明白地告诉我们，“浅说”只宜用于“报章”。因此，从
文学语言变革的角度来看，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掀起的白话办报热潮可以避而不谈，而
言文合一的提倡、小说理论与创作的繁荣则更值得关注。
126页。
①
见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59
4.3.1“古今一代，言文一致”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滥觞，洪秀全有导引之功，但从根本上说有赖于黄遵宪对“言
文分离”的批判。他的“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既是对当时文坛复古、模拟之风的
批评，同时也是对“手口异国，动须翻译”的“言文分离”现象的不满，而在《日本
国志》中，黄遵宪明确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和语言通俗化的要求。此后，一大
批热衷于社会改良的知识分子卷入了这场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大讨论中，“言文合一”
一时成为白话文运动中的舆论中心。
在晚清的语言变革运动中，汉字拼音化运动对于白话文运动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这种
影响主要来源于拼音化运动对“言文合一”的倡导。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
人”的卢戆章，在1892年的《切音新字序》中就提出了制定拼音字母的两大原则：“字
话一律”和“字画简易”，即文字要表达话音，字形要简单易写，前者就是“言文合
一”的主张。但由于卢戆章设计的拼音方案仅以拼写闽粤方言为主，因“不足以统一
各省之方言”而遭搁置。此后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脱颖而出，其中以京音官话统
一全国语言的切音方案体现了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趋向，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汉
字拼音化运动达到高潮。而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他对“言文一致”
的思考。他在序言中说：
“世界各国之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乃其言文一致，拼音简便……吾国古人造
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此一定之理也。而语言代有变迁，文亦
随之，故孔子之文较之夏殷之文，则改变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就当时俗
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凡也已焉乎等助词为夏殷之书所无者，实
不啻今日之白话文增入呀么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固圣人之心专以便民为务无
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
趋日远，文字既不足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百里或岁不相通，千里或世
不相通，异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妨害多端，误尽苍生，无人觉悟矣。”
①
王照在此不仅提出了“言文一致”的要求，而且还对文学语言的俗化趋势加以了
肯定，认为白话文之增入口语俗字与孔子不避鄙俗而变夏殷之文无异，如此进步的文
学语言变迁观念在当时并不多见。遗憾的是，王照并没有据此更深入地探讨文学语言
的变革问题，而是从“便民用”、教育普及的角度来强调“言文一致”：“今欧美各国，
①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序》，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60
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
一容易普及实其至要之原，余今奉告当道者，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识各知其
分之齐氓，不在少数之英隽也。”
①
卢戆章的观点与他如出一辙，在《颁行切音字之益》
中，他提出：“语言文字合一，以普教育也。”
②
很明确地将言文合一作为普及教育的
手段。由此可见，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在强调“言文一致”的出发点上还是有所
不同，但无论如何，这终归会对文学语言的白话化有所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维新派的主将谭嗣同也提倡“拼音文字”。他在《仁学》中对汉
字进行了猛烈抨击：“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
贱尤难遍晓。更苦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
③
并指出：“文字即语言、声音，今
中国语言、声音变既数千年，而犹诵写二千年以上之文字，合者由是离，易者由是难，
显者由是晦，浅者由是深……而读书识字者所以戛戛而落落焉。求文字还合于语言、
声音，求改象形字体为谐声，易高文典册为通俗。”
④
虽然谭氏不曾提出与卢戆章、王
照等人的切音方案类似的改革措施，但“求改象形字体为谐声”在实现“言文一致”
的过程中与前者的效果近似。旷新年先生甚至把这种以拼音文字为取向的做法看成是
“语音中心主义”倾向的表现，从当时拼音化运动的热烈程度以及五四前后钱玄同、
傅斯年、吴稚晖等人欲废汉字而用世界语的激进态度来看，此说也不无道理。
同属维新派的裘廷梁、梁启超也参与了对“言文分离”的批判，且都对语言、文
字的声音属性有所论及。裘廷梁认为，人类初生之时语言与文字之间具有从出关系，
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只是由于文言的“倒行逆施”使得“文与言判然为
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
⑤
而白话正是医治“言文分
离”的良药。这也是促使他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口号的一大原因。与谭嗣同的“改
象形字体为谐声”的汉字改革论相呼应，梁启超也注意到了中国文字的“衍形”与“衍
声”之别，认为“列国文字，皆起于衍形，及其进也，而变为衍声”，“故衍声之国，
①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序》，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②
卢戆章：《颁行切音字之益》，转引自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
第3页。
③
谭嗣同：《仁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④
谭嗣同：《管音表自序》，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⑤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版，第176、177页。61
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
①
但梁氏与谭嗣同的区别就在于，后
者认为中国的象形字体是与西方列国的表音文字实现自由交流的障碍，因而要求“尽
改象形为谐声”；而前者却认为，汉字十之八九也是属于声音系统的，“人类先有语言，
然后有文字”，“流俗之论，每谓中国文字属于衍形系统，而与印欧衍声系统划然殊途，
此实谬见也。倘文字而不衍声，则所谓‘孽乳寝多’者未由成立，而文字之用，或息
几乎矣。”
②
因而汉字“衍形”只是汉语“不进则退”的表现。他由此“虚构”了一个
语言、文字合一的上古背景：“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答问，著为辞令，后
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
③
可知“言文合一”就是顺应语言发
展历史规律的必然要求了。在《论进步》一文中，他进一步分析了“言文合”与“言
文分”之间的利弊关系，指出：“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新名物新意境出，
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
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言文合，则但能通今
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识，其古文字之学等待诸专门家者之计求而已，故能操语者即
能读书，而人生必须之常识可以普及；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
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
实用。”
④
这既从开民智的角度论证了“言文合”的合理性，同时又表达了对“言文分”
造成学问（文学）不能通俗而误尽苍生的不满。
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要求“言文一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刘师培和章太炎等一
些原本看不起白话文的知识分子也主张“言文一致”就非同寻常了，这表明“言文一
致”几成社会之普遍共识。刘师培在考察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变迁过程后，指出：“中
国所习之文，以典雅为主，而世俗之语，直以浅陋斥之，此中国文字致弊之第一原因
也。”因而他要求破除语言文字乃至文学上的这种雅俗观念，并提出改进之方法：“今
欲革此弊，厥有二策：一曰宜用俗语也……一曰造新字也。”
⑤
如此重视方言俗语，目
①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见吴松、卢云昆：《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2
页。
②
梁启超：《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原》，李中昊编《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第
143页。
③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吴松、卢云昆：《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④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见吴松、卢云昆：《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
页。
⑤
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见汪宇编：《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的只有一个：革除“言文分离”之蔽。章太炎对“言文一致”的审慎态度让人一度以
为他对此持反对意见，其实不然。他只是反对那种置本民族语言发展现状于不顾而草
率地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言文一致”的行为，主张从民间语言层面着手，通过博考方
言俗语的根柢由来，洞悉“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
①
之理，力求在古今一贯的原则下，实现“言文一致”。他说：“俗士有恒言，以言文
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借温厚之词间之，
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异之征，而又深契古义。”
②
按章氏所言，则实现“言文一致”的最佳途径（也是唯一途径）就是用方言俗语，可
以说，章太炎是在“复古”的旗帜下寻求“言文一致”，这与他一贯坚持的古文经学
立场有关。不过他对方言俗语的强调与白话文运动旨趣一致，无意间也使白话文的地
位得到了提升，且他的从古语中求“言文一致”的思路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也不无启
示。钱玄同就说：“章先生于1908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说考中国各地方言，多与
古语相合。那么，古代的话，就是现代的话，现代所谓古文，倒不是古。不如把古语
代替所谓古文，反能古今一代，言文一致，这在现在看来，虽然觉得他的话不能通行，
然而我得了这‘古今一代，言文一致’之说，便绝对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种下
了后来提出倡白话文之根。”
③
这对后来遭受“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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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讥的章太炎
来说，无疑是个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