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的繁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繁荣的表现集中在三个方面：小说刊物的勃
兴、小说理论和批评的活跃以及小说数量的剧增。然而，与这一繁荣局面极不相称的
是，近代小说在文学史（包括小说史）上的地位十分悲惨，能够在史上留名的通常只
有鲁迅掂出来的几部“谴责小说”，大量作品湮没无闻，研究者关注的热度也不高。
究其原委，则在于近代小说普遍艺术水平不高，“谴责小说”在鲁迅看来也是在《儒
林外史》之后的讽刺小说的“堕落”。虽然梁启超、狄葆贤等人将小说抬至“文学之
页。
①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见张勇编：《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②
章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1907），收录《太炎文录》时改题《论汉字统一会》。
③
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
社，1996年版，第195页。
④
陈望道：《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太白》2卷7期，1935年6月。63
最上乘”的地位，但实质上当他们从改良群治、启蒙新民的角度将小说的社会政治功
能无限夸大的时候，小说就注定了将走向文学的反面而投入政治的怀抱。不幸的是，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小说家几乎不可能摆脱这种“小
说救国论”的影响，小说的文学价值自然难以兼顾。
尽管如此，完全忽视近代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仍然有欠妥当。原因姑且不论，
近代小说的繁荣至少使小说作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从而
为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文体中心的转移打下了基础；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小说地位
的提高，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价值也得到了肯定，白话在不知不觉间就篡夺了文言对
文学的统治地位。如果说白话办报的热潮和“言文一致”的提倡与文学语言的变革关
系还稍显暧昧的话，那么白话小说在此时的繁荣就足以证明晚清白话文运动是一场实
实在在的文学语言变革运动。鉴于近代小说的繁荣在刊物、理论与创作三方面都非常
突出，因而考察这场文学语言变革运动也就可以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小说刊物的勃兴是随近代白话办报的热潮而起的。1872年创刊的《瀛寰琐记》是
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这份刊物主要以文人雅士为读者对象，充塞其间的文章多为文
言的诗文、策论。但值得一提的是，《瀛寰琐记》连载了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
说《昕夕闲谈》，译者蠡勺居士在小说序言中发出了“谁谓小说为小道哉”的感慨，
而更特别的是，这部翻译小说是用白话文写作的，它开了近代翻译小说白话化的先河，
对近代小说创作的白话化无疑有重要影响。此后小说刊物风起云涌，从1902年至1917
年，共有59种文学期刊出现，其中直接以小说命名的多达28种，仅在上海编辑发行
的就有《新小说》（1902于日本创刊，一年后转移至上海）、《绣像小说》（1903）、《新
新小说》（1904）、《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
《十日小说》（1909）、《小说时报》（1909）、《小说月报》（1910）、《中华小说界》（1914）、
《小说丛报》（1914）、《小说海》（1915）、《小说新报》（1915）、《小说大观》（1915）、
《小说画报》（1917）、《小说革命军》（1917）等。
①
虽然这些刊物所载的并非都是白
话小说，文言小说也有不少，但从当时报刊杂志一般都以新民、觉世、启智为宗旨来
看，白话小说显然是鼓励和倡导的对象。一些刊物直接对小说的语体作出规定，如《新
小说》创刊前就明言：“本报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但其书
既用某体者，则全部一律。”《小说画报》则更是要求作家全用白话创作，包天笑在该
①
参考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556页。64
刊《例言》中标明：“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
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
①
而在北方京津地区，专门的小说刊物比较少见，但一些白
话报馆承担了白话小说的出版发行任务，知名的有《京话日报》、《京话时报》、《爱国
白话报》、《白话国强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等，培养了蔡友梅、徐剑胆、
丁竹园等一批白话小说家。
②
总的来说，报刊杂志对白话小说的宣传和推广，为白话
作为文学语言被广泛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理论与批评的活跃也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表现。明以后小说评点之风就
相当旺盛，近代在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下，小说理论渐成系统。虽然蠡勺居士在
1872年就对小说为小道进行了质疑，但就系统性和影响力而言，1897年严复、夏曾
佑在《国闻报》刊登《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更有理由成为近代小说理论的开始。这篇
长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人类之公性情”的角度确立了小说存在的
意义，肯定了小说作为“正史之根”的营构社会人心的作用，指出小说有“使民开化”
之功效；二是从小说的语言和艺术特性方面探讨了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的原
因，认为小说所用的语言是“本种所通行”、“与口说之语言相近”的“繁法之语言”，
③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民族语言、通俗语言和描写语言，小说之所以比经史“易传”就
在于其在语言上的“优势”，这可以看作是对白话的赞赏。随后梁启超将小说的社会
政治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先是认为小说与经史无异，“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
而为五”，
④
继而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故小说为“国民之魂”，“欲新一国之
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
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
格，必新小说。”
⑤
“小说界革命”即由此出。继踵而起的则有夏曾佑的《小说原理》
（1903）、狄平子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吴沃尧的《历史小说总序》（1906）、
无名氏的《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1906）、陶曾佑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
（1907）、王无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1907）和《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
①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见第528和595页。
②
参见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序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页。
③
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
④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见吴松、卢云昆：《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
页。
⑤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吴松、卢云昆：《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758页。65
等一大批理论文章。但他们或倡言“小说救国论”；或认为小说乃普及教育传播文明
之利器；或希冀“以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等等，实则都是对梁启超
的小说理论的扩充或重复，了无新意。直至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词》（1907）、徐念慈
《小说林缘起》（1907）、《余之小说观》（1908）出，近代小说理论与批评才为之一变，
开始转入对小说的审美价值的探讨。此前严复、梁启超对小说情节的“实”与“虚”、
语言的雅与俗、风格的“写实”与“理想”都有关注，但他们最终还是将这些思考统
一于使民开化、改良群治的政治目的论之中。而黄、徐二人则基本摆脱了这种政治化
思维，他们主要从小说自身的审美特性出发，认为“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
一种也”，“微论小说，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
法语也。”
①
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还直接引黑格尔的理想美学和丘希孟的情感美
学思想来说明小说具有“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和“美的快感”等艺术
特征。而将西方美学思想引入中国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实践，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1904）已肇其端。这标志着中国小说理论与批评的成熟。
有了小说刊物和小说理论浪潮的推动，近代小说创作的繁荣也就可想而知了。据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的统计，晚清“成册的小说”（所指包括创作小说和翻译小
说）就“至少在一千种上”，
②
所谓“成册的小说”是指有章回的中、长篇小说，如果
包括短篇小说在内，据于润琦先生在《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872
年至五四之前各类小说就有近两万种，其中译作约三千二百种，创作小说有一万六千
余种。当然文言小说也包括在内，但白话小说显然是创作的主流。阿英的《晚清小说
史》除第四、五章中林纾的《京华碧血录》、中国凉血人的《拒约奇谭》和最后一章
《翻译小说》外，里面提到的几乎都是白话小说，既便是讨论林纾的文言翻译小说，
阿英也不忘指出，当时还有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用白话演述原书的一派”
③
在
当时也很受欢迎。而白话短篇小说的盛况则可以从《清末民初小说书系》所收录的几
百篇中略窥一斑。
然而，如此庞大的小说队伍中却找不出几部令人信服的小说杰作，作为近代小说
代表的“谴责小说”在艺术成就上往往遭人诟病，仅有数量上的递增而无质量上的突
①
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词》，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499页。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③
同上，第212页。66
破使近代小说的繁荣徒有虚名。推究起来，白话文运动难逃其咎。可以说，近代小说
“成也白话文运动，败也白话文运动”。因为有了白话文运动，小说才得到重视，从
而顺势成了“文学之最上乘”；而因为白话文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近代小说
自然而然地又成了政治的附属物。“白话”与“政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
密，“白话”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概念，而是被赋予了觉世、
通俗、启蒙等政治属性，而作为“白话”载体的小说也随之高度政治化，近代小说的
畸形繁荣局面由此形成。
4.3.3本章小结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文言、白话的对抗与妥协还只是一种隐蔽的政治意识形态支配
的结果的话，那么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则是文言与白话之间一次公开的政治斗争。晚清
白话文运动的规模无疑是空前的，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玕，到改良派的王韬、
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梁启超、谭嗣同，再到革命派的章太炎、刘师培，甚至还
有持守文言的严复、林纾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语言变革运动。但他们几
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来表达他们对白话的热情。因而最终的结果是，
无论是洪秀全的“不须古典之言”、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
文言”，还是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极其注重白话的
通俗、启蒙、觉世的政治功能，因此它们更象是政治口号，而不是单纯的文学革命的
宣言。这使得晚清白话办报的热潮，言文一致的倡导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字拼音化运动、
国语运动，还有小说在近代的繁荣，都只不过是一场政治泡沫而已。所有的事实都表
明，白话在晚清的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白话已经由原来的“自发”状态而进入了
被“自觉”提倡的阶段，一种语言意识在觉醒；而另一方面，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本
质属性遭到了压抑，“通俗”几乎成了它唯一的标志。因而在近代以前，白话还能造
就《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许多优秀的小说珍品，而近代80年白话小说虽数量猛
增，却佳作难寻。实质上晚清白话文运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作用十分明显，而作为
一场文学语言变革运动则是不彻底的。虽然它正式确立了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
使白话小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但它并没有带来文学语言的根本性转变。
这样的现象让人颇感怪异：当白话小说成了“文学之最上乘”的时候，白话却依然与
诗文无缘——“新文体”的半文半白的确是一个进步，但“半白”已经是梁启超为使
文体通俗而做的最大努力。纯用白话为诗为文在当时的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直到1919年梁氏还反对胡适的白话诗、白话文。
①
质言之，文言、白话的雅俗对立观念还
在继续。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