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认识这个世界，就文学而言，我们唯一所能拥有的经
验是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只有语言才是文学的栖身之地。因此我们才会
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过，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显然不会让一向喜欢穷根究底的
批评家们满意，因为尽管作为经验的语言随处可见，但从本质上而言，语言与文学同
样神秘，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并不比文学更深刻。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似乎永远也找
不到一个圆满而“科学”的答案。然而我们对它的研究却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当然，
只有极少数人会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已窥见了文学的神秘身份，事实上，即便是那些
公认的学界权威们在面对“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也出言谨慎。以雅各布森为代表
的形式主义学派试图从语言中去发现所谓的“文学性”，但他们并没有为这种叫做“文
学性”的东西的存在提供足够的证明。特里·伊格尔顿曾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
的定义进行了评判，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他的否定，他尤其对形式主义者的“文学
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他本人也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答案。他最后只
能无奈地表示：文学是变动不居的，“它并不象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它得以形成的
价值评定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①
韦勒克、沃伦在那本著名的《文学理论》中也曾绞
尽脑汁来还原文学的本质。他们认为文学不是社会学，不是哲学，不是心理学，不是
历史学，而是在将这些附加物层层剥离之后所剩下的东西：声音、意义、意象、隐喻、
象征和神话等组成的“结构”的本质——或许这样的表述更为简便——交织着多层意
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一个符号和意义的多层结构。
②
不过这样的答案
同样令人生疑：既然文学艺术这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能够如此痛快地挣脱与它密不可
分的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的纠缠，却为何偏偏与语言学如此地难解难分？尽管
作者也曾表示他们无意于将文学与语言相等同，但除了语言，这个“结构”里并没有
其它的东西，而所谓的“结构”本身也正是索绪尔语言学的遗产。这些永无休止的关
于文学的争论似乎表明，任何对文学所作的仓促总结都是不全面的。倘若文学真的存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②
详见[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2
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的话，那我们只好接受王乾坤先生的观点：文学就是文学。除
了文学本身，它什么都不是。
①
这种本体论上的文学是在科学所能验证的时空构架之
外的。科学或理性给了我们认识物质世界的足够的自信，但却无法为我们破解文学之
谜。
将自本自根的文学从语言的表象中剥离，并不是要因此割裂文学与语言的关系。
恰恰相反，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正是为了真正从语言的立场上来观照文学。文学和语言
不是一回事，但却是距离最近的存在之物，二者经常纠结在一起让我们难分彼此。几
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甚至难以指认是文学在改变语言，还是
语言在改变文学？一个模糊的说法是语言和文学相互推动、相互影响。试以本民族的
历史文化图景为例。海德格尔说：“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
生命体。”
②
因此，汉语也就应该是与第一个中国人的出现相伴而生的。按照权威的说
法，“中国猿人”已经有了语言，而且“这种语言已经使用一百多万年了”，
③
这一论
断的准确度可以存疑，但不可否认的是，汉语与汉民族同样古老。而文学则被认为是
语言之后的产物，即便我们的祖先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赞美诗，或者如鲁迅所言，“杭
育杭育”就是文学的滥觞，也无法改变文学从一开始就受语言支配的事实。然而，文
学一旦从语言的母体中孕育而出，就摆脱了与语言的仆从关系，并开始与语言分庭抗
礼。虽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约着文学的发展，但文学也经常迫使语言发生改变。古
代汉语由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创造性转化，文学书写居功至伟。古代汉语是一种空
间感很强、逻辑性稍弱的诗性语言，它以单音节词居多，一般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完整
的意象，而几个意象在没有任何语法条件的制约下进行简单的叠加，就能制造非常强
烈的视觉化的诗意空间。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枯藤老树
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等。这使得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文学传统非常发达，中国也一
度被誉为诗的国度。然而，文类的发展显然不至于完全被语言的特性所囿，偏于逻辑
思辨、注重情节起伏的叙事文学也在古代汉语的版图上不紧不慢地展开。随着佛教缘
起论和因果观以及大量佛典的翻译和“引进”，叙事文学也逐渐发达起来，并在唐宋
之际与抒情诗一起催生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波高潮，此后尽管抒情诗还在体面地延
续，但以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俨然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而正是文学文体的悄然转
①
参见王乾坤：《文学的承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②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③
马学良：《汉藏语概论》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变带来了叙述语言的变化。白话作为一种文学言语适时地出现既是语言自身演变的结
果，更是文学文体发展的内在要求。文言虽然也产生了诸如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
的散文和唐传奇等精彩篇章，但它的不足在“市民文学”的情节趣味和长篇章回体的
宏大叙事面前暴露无遗。从单音节到多音节，从文言到白话，这是语言在文学的压迫
下做出的调整。进入晚近时期，近代汉语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又遭遇了危机，这一
次率先发难的还是文学。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出于挽救颓败的文风的考虑，提出“我
手写我口”、“言文合一”等主张，结果掀起了一场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胡
适、陈独秀等人则走得更远，在一场文学家与政治家合谋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们
断定文言已死，并通过各自的文学创作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欧化的白话语言体系即现
代汉语。这一过程正是本论文关注的焦点，为此下文将会有足够的篇幅来详加阐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凌驾于语言之上。可以肯定的是，文学始终必须在语言
的空间里将自身展开，语言有多远，文学才能走多远。语言和文学在同一个轨道上、
在周期性地对抗与妥协过程中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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