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国光的以上的具体平衡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国光对综合平衡问
题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可算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他除了研究、
介绍、分析苏联关于国民经济平衡表方法论和一些重要经济指标计算方法论等
问题之外，着重围绕再生产发展速度和重大比例关系进行研究。
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有：他对社会主义再生产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作了比
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在研究速度问题上，有几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他很
注意多因素分析，指出，社会再生产的发展速度，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因素，其
中包括生产力的因素，生产关系的因素和上层建筑的因素，但并不是所有这些
因素，都能够直接地决定生产发展的速度。间接的因素要通过直接因素的作用，
才能够对再生产的发展速度发生影响。第二，他在多因素分析中着重经济因素
分析，认为社会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增长速度，首先直接取决于一定生产方式下
面在一定时期中投入生产过程的社会活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也就是取决于劳动
消耗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为要增加生产劳动的消耗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
率，就必须以追加的生产资料投入生产过程。第三，在经济因素分析中，他很
注重数量分析，曾设计很多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来说明影响再生产速度的多种
因素的作用和相互联系。第四，他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来研究速度问题，
强调只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恰当结合、协同作用的条件下，才能有恰当的、
最高可能的发展速度。因为社会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产部门所组
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所以社会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
之间的不同分配比例，不能不影响着社会生产的总发展速度。
2、他对再生产速度和比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颇有科学价值的探索。指出，
社会产品的净增速度，同生产资料积累占基期社会产品总额的比重，即生产资
料积累的相对潜力，成正比例的变化。而生产资料积累的相对潜力又要受两大
部类之间产品的生产比例的制约。第Ⅰ部类产品比重越大，生产资料积累的相187
对潜力越大，但生产资料积累的相对潜力，不能不遇到第Ⅱ部类方面所设定的
界限的限制。已经形成两大部类之间劳动力分配比例和产品生产比例，是决定
当前时期生产资料积累潜力的出发点，从而也是决定当前时期扩大再生产速度
的出发点。当前时期的生产资料积累规模既定之后，它在两大部类之间的投资
比例便成为进一步改变往后时期生产资料积累潜力，从而影响往后时期扩大再
生产速度的动困，对于较长时期中再生产速度的动态来说，生产资料积累在两
大部类之间的投资比例，较之作为出发点的生产资料积累规模本身，有着更为
重要的意义。这些论述都是有相当深度的。
（二）打倒“四人帮”之后到中共十二大以前，刘国光对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他除了继续对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等问题
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之外，值得着重提到的是他扩展了综合平衡研究的外延。
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他在总结30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
综合平衡同速度、结构、效果、体制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1、关于发展速度与综合平衡。他在分析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一
个明确结论：不经过综合平衡的片面高速度，不顾客观可能的高积累高指标，
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因此他提出，计划规定的速度，
不应作为指令性指标下达，而只应作为国家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尺度，作
为微观经济中经济主体决策的行动和参考，并受微观经济活动的检验和校正。
同时他还强调，我们所需要的速度，应当是经过综合平衡能够达到的速度，应
当是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生产与生活结合起来、积累与消费结合起来，近
期与远期结合起来，能够保证从长期累计来看人民生活最大限度增长的速度，
这种速度也可叫做最优速度。
2、关于产业结构与综合平衡。对我国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曾有人提出“重
型结构”。刘国光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过去已形成的结构是一种紧张的、“挤
压型”的结构，也就是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一个部分挤压另一个部分。与此相联
系，要建立什么样的产业结构，看法也不相同。刘国光也不同意应建立“轻型188
结构”的提法，而主张改变成为“舒展型”的结构，也就是使国民经济的各个
有机组成部分能够匀称地伸展起来，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地向前发展。虽然“挤
压型”、“舒展型”这种语言，要比“重型”、“轻型”更带文学色彩，难免影响
科学性和精密度，但从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要比“重型”、“轻型”的说法具
有更充分的科学性。刘国光还提出，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涉及国内的综
合平衡，而且涉及与国外的经济交往；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内部的平衡，而且
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如何把社会经济内部的平衡同人类社会
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结合起来，妥善处理，这是国民经济计划平衡的一个新
的课题。从理论上来看，刘国光是我国较早提出这一新课题的经济学家之一。
而这种预见的分析能力是与他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分不开的。
3、关于经济效果与综合平衡。这一问题，早就引起了刘国光的注意，1964
年初他在《关于固定资产更新规模的决定因素的一些问题》文章中，就有这样
一段注释：“关于综合平衡同经济效果的关系，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问
题之一，但是在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讨论得很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
索。”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他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体会
比以前更加深刻了。他指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所要处理的经济效果问题，指
的就是宏观经济效果，也就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的经济效果问题。国民
经济综合平衡搞得好，就有可能使宏观经济效果的实现得到保证，同时企业的
经营活动才能有一个正常的外部条件，才能进行真正的经济效果的核算，从而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果。同时他着重指出，要想实现宏观经济效果，经济发展的
比例性和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平衡协调乃是取得宏观经济效果不可缺少的
条件。但是，平衡协调本身还不等于好的经济效果，因为这里社会需要的满足
还没有同劳动消耗和资金占用进行比较。如果我们在计划工作中把综合平衡的
方法同优选的方法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找到较优的比例和速度，从而达到较好
的宏观经济效果。
4、关于经济体制与综合平衡。长时期以来，人们很少联系经济体制来考189
察综合平衡问题，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年代，刘国光从这一角度进行了反思。他
发现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有很多方面都是不利于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
比如，原有经济体制，一方面鼓励社会需求的膨胀，一方面又妨碍社会资源的
增长，这就难以求得供需平衡。又如，“吃大锅饭”的管理体制，促使各个部
门、地方、企业争投资、争项目、争物资、争外汇、争劳动指标，推产品生产
任务、推财政上交任务、推物资外调任务。推与争的结果，使需要与资源的缺
口越来越大，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致使综合平衡无法搞好。再如，
单一的国家计划调节制度，忽视利用市场调节，生产者企业同消费者用户之间
的横向联系很少，计划指标不符合实际需求的缺点，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灵敏地
反映出来，及时得到校正，致使产供销脱节问题难以解决。还有，脱离实际又
不灵活的计划价格体制，也不利于比例调整和结构改革。人们往往认为，要搞
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此，刘国光进行了
具体分析。他提出，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速度、主要比例、重大建设项
目等等，应集中由国家进行有计划的控制，为此，国家要掌握必要的经济手段，
集中必要的资金和物资。但如管理权力过于集中，使企业和地方无权解决自己
的问题，只有向中央“等、靠、要”，加重了中央综合平衡的负担，并且在安
排计划时，容易偏重于某些方面而忽略某些方面，从而不利于综合平衡。刘国
光认为，要搞好综合平衡，必须把高度集权的，忽视利用市场机制的，以行政
组织行政办法为主的管理体制，改为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
利用市场机制、以经济组织和经济办法为主进行管理的体制。应当说，把搞好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改革现行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全面地论述，刘国光
也是很早的一个。这些论述，从另外一个重要侧面增强了人们关于必须进行体
制改革的观念，当然，如何使改革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一个很复杂的
问题，现实生活中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矛盾，有待于通过进一步深入调查
研究来进行分析。
（三）中共十二大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190
况下，曾出现宏观失控现象，于是，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便突出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刘国光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同宏观经济管理联系起来进行思
考，从而把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第三阶段。
刘国光认为，“宏观管理”、“宏观控制”这些概念，虽然是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而产生的，但是一直以来都在经济中存在和体现。宏观经济问题就是指国
民经济总体的、全局性的问题。宏观经济管理也就是从总体上、全局上管理国
民经济。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长期以来使用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概念；
相应于“宏观经济管理”，我们在长期中使用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概念。
相应于“宏观控制”。
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到“宏观管理”、
“宏观控制”，其实质一样，但在经济学中却有不同的含义。对这一点，刘国
光分析说，问题在于，传统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不止是宏观管理，还直接管理
一些非全局的微观经济活动。在改革中，要把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力逐步放
到下面去，这就有必要把宏观经济管理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传统的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其内容也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生
产和分配的综合平衡，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衡；也包括众多的实物产品
的“综合平衡”，而且往往以实物产品的分配作为综合平衡工作的主要内容。
在改革中，指导性计划要取代指令性计划，这就要求把对于社会经济活动价值
总量的宏观控制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
“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刘国光对这个论断曾经加以深入的思考，
认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来说，市场经济辅以必要的宏观控
制性的计划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开
端。
（四）中共十四大以后，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
国基本确立，这种情况下，刘国光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主要应体现在总量平
衡上，这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根本点，这一阶段研究被看作是第四阶段。刘国光指出，微观上市场是具有主导作用的。宏观上就要体现为总量的平衡，这
样经济才能更稳定的发展，在稳定基础上实现突破和创新。
刘国光综合平衡的经济思想从经济生活的宏、微观角度都对经济进行了剖
析，应当说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的，同时他总结的理论和预
见性的发展又高于实际。刘国光综合平衡的思想不仅在计划经济主导地位时被
广泛应用，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通过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刘国光综合平衡思想的发展是刘国光扎实的经
济学理论功底与时代特殊不断结合的反映，是与时俱进的创新之作不同时代不
同方法，但其本质始终是围绕着综合平行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进行的，这一思想
充分反映了刘国光稳中求进，全面平衡的特点，可以被看作是刘国光的代表性
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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